4月27日，北规弘都院组织召开了本年度第6期“弘愿·乐道”专题学术交流，特别邀请知名文旅品牌策划人、阿那亚首席品牌官田海成，分享了《阿那亚社区营造之路》。本次学术交流由技术管理中心主办，关钰主任主持。田海成系统介绍了阿那亚社区自2013年以来的社区营造历程，并以“价值观驱动”从空间、商业、服务、文化四个方面阐述了“社区如何改变社会”。通过打破传统规划逻辑，构建混合功能的“精神建筑”与烟火气街区，重塑空间活力与人本尺度；以“主理人经济”激活商业生态，通过跨界合作与居民创业形成观念消费场景，推动社区从单一居住向复合生活载体转型；以“文化艺术”为纽带，将居民参与、社群公约与价值观共鸣融入社区治理，实现从濒临破产的旅游地产到文化IP升级。同时，还就阿那亚的可持续扩展性、政府在建设中扮演的角色、阿那亚社区营收构成、运营团队的规模等问题进行了交流解答。本次学术交流由技术管理中心主办、主任关钰主持。关钰对田老师的精心准备和精彩分享表示诚挚感谢，希望“将社区营造与价值观紧密联系”以及“将空间、艺术、美学、生活方式融入其中”的思考方式与工作方法能给大家的工作带来启发和思路拓展，并灵活运用在实际规划项目中。
4月27日，北规弘都院组织召开了本年度第6期“弘愿·乐道”专题学术交流，特别邀请知名文旅品牌策划人、阿那亚首席品牌官田海成，分享了《阿那亚社区营造之路》。本次学术交流由技术管理中心主办，关钰主任主持。田海成系统介绍了阿那亚社区自2013年以来的社区营造历程，并以“价值观驱动”从空间、商业、服务、文化四个方面阐述了“社区如何改变社会”。通过打破传统规划逻辑，构建混合功能的“精神建筑”与烟火气街区，重塑空间活力与人本尺度；以“主理人经济”激活商业生态，通过跨界合作与居民创业形成观念消费场景，推动社区从单一居住向复合生活载体转型；以“文化艺术”为纽带，将居民参与、社群公约与价值观共鸣融入社区治理，实现从濒临破产的旅游地产到文化IP升级。同时，还就阿那亚的可持续扩展性、政府在建设中扮演的角色、阿那亚社区营收构成、运营团队的规模等问题进行了交流解答。本次学术交流由技术管理中心主办、主任关钰主持。关钰对田老师的精心准备和精彩分享表示诚挚感谢，希望“将社区营造与价值观紧密联系”以及“将空间、艺术、美学、生活方式融入其中”的思考方式与工作方法能给大家的工作带来启发和思路拓展，并灵活运用在实际规划项目中。
4月25日，北规弘都院组织召开了本年度第5期“弘愿·乐道”专题学术交流，特别邀请北京节能环保中心高级工程师李航，进行了《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工作介绍》的主题交流。本次学术交流由技术管理中心和首咨公司市政能源综合规划二所联合举办，首咨公司市政能源综合规划二所副所长刘倩主持。李航从制度背景和意义切入，强调了节能审查是落实“双碳”目标的关键抓手，依据国家办法及北京市多项配套政策，对项目能效、碳排放及节能措施进行源头把关。从全面性、可行性、科学性三个方面重点剖析了节能报告的编制规范框架和内容。结合典型案例，希望大家在工作中提高能效水平、管理能源运行、采用先进技术、利用再生能源、强化沟通协作、加强能力建设，将政策要求转化为可落地的技术方案，共同推动首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通过讲座，大家一致认为节能审查工作是落实双碳战略要求，深入贯彻绿色北京战略，助力北京市节能降碳工作的重要抓手。要进一步从规划设计阶段结合节能审查要求谋划项目建设，促进能源的科学合理利用，体现规划前瞻性和可实施性的重要意义，推动项目在规划设计阶段对能源利用进行合理谋划，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支撑北京市节能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北京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专项规划》，推动国际交往中心功能体系与空间规划衔接融合，由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委外办市政府外办共同组织，我院承担编制完成《北京国际交往中心规划实施指引》（以下简称《实施指引》），于2025年3月经领导小组审议印发实施。《实施指引》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围绕国际交往中心功能落地落实，建立“市—区—街乡—设施”四级传导体系，首次将国际交往功能布局落实至街区(乡镇)颗粒度，分解落实区级实施重点，细化街乡功能承载任务，聚焦重点设施品质提升，进行前瞻性统筹谋划。围绕服务“多元场景”优化资源布局，加强重点区域和设施的服务功能与要素配置，推动场景特色塑造，培育更多高品质、特色化外事活动空间。完善实施机制确保形成工作合力，将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要求，纳入规划编制、实施、评估各环节，建立重点项目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和协同推进落实机制，将外事活动需求纳入方案设计、建设实施和运营管理全流程。《实施指引》积极适应新时代、新征程、新要求，聚焦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首都高质量发展，统筹设施建设和服务能力提升，形成推动规划实施的全链条支撑体系，为推动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再上新台阶提供有力保障。
为深入做好总规实施评估及中长期规划战略地下水相关工作，4月29日上午，我院生态规划所所长魏保义带领团队到北京市地质矿产勘查院（以下简称市地勘院）就地下水位回升开展专题座谈交流，市地勘院生态地质部、规划部等部门负责人和相关同志出席并参加交流活动。我院与市地勘院有长期合作关系，生态规划所在地下水方面与市地勘院有多年合作经历。本次座谈交流，双方首先对各自近期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生态规划所围绕总规实施以来北京市水资源及供用形势进行了简要汇报；市地勘院对北京平原区水文地质环境、地下水时空变化特征和地下水位上升情等况做了介绍。双方围绕总规实施评估中水资源战略研究中地下水储量及可利用量、地下水水位回升效益和影响、浅层地下水利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对后续工作提出设想。通过本次交流，双方进一步对地下水水位回升给城市带来的效益和影响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共同谋划好首都规划地下水篇章，更好发挥首都规划智库作用。
超大特大城市在我国国家发展和治理的现代化大局中具有重要引领和示范作用。作为复杂巨系统的超大特大城市，其发展面临诸多方面的风险挑战。本话题尝试对我国超大特大城市风险挑战与空间治理问题进行探索。欧阳鹏等《新时期我国超大特大城市发展中的风险挑战及空间治理对策》一文，综合研判超大特大城市在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全球气候危机和人居环境安全、城镇化发展与社会转型、空间发展转型与可持续财政、信息化浪潮和新技术变革等面临的主要风险挑战，并提出坚持战略安全观、韧性低碳观、区域协同观、包容治理观、内涵发展观和数字赋能观，统筹推进超大特大城市空间治理的对策建议。刘博奥等《大城更新的治理逻辑：内涵、意义与路径》认为，面对未来更加复杂的人民需求与多元化的城市问题，大城更新的下一步行动则是打造一个包容不同群体需求、充满认同感与归属感的城市，真正实现人民与城市的共振。广州以解决城市矛盾为核心，建构“城市矛盾的识别分析”“多元共治的矛盾解决”以及“矛盾化解的评价考核”等三重治理机制，不断调动多元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和各区创新试点的主动性，形成了独特的大城更新模式。杨滔《超大特大城市规划治理的智慧发展展望》认为，21世纪是城镇化与数字化深度交融的时代，超大特大城市的智慧化已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作为区域和国家发展的核心枢纽，其智慧化水平不仅关乎城市本身的可持续发展，更直接影响区域协调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如何通过智慧化手段释放超大特大城市的发展潜力，已成为全球城市治理与经济增长的焦点。董殿昊等《新安全格局背景下超大特大城市韧性建设》，阐述了城市韧性的内涵，指出城市韧性是城市系统在面对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时，能够抵抗、吸收、适应灾害并能快速恢复的综合能力。同时，分析了新安全格局下超大特大城市面临的风险特征，包括风险常态化、灾害扩散性增强、风险灾害衍变连锁化以及人为因素作用凸显，从而提出超大特大城市韧性建设的路径。王伟等《价值·功能·方法：超大城市更新单元划定的三重视角》，立足《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对我国城市发展改革指向的内在逻辑认识，城市更新单元将成为超大城市推进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基础和载体。文章认为当前我国超大城市更新单元的划定还处于摸索阶段，亟需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指引。 吕晓荷《超大特大城市韧性规划建设思路与举措建议》提出，超大特大城市韧性规划建设需坚持以人民为重、预防与应对结合、发展和保护并重、长短期目标相统一等原则，以拓展空间广度、注重结构适度、增强系统强度、提升治理精度为思路，多措并举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健全基础设施网络、构建三级韧性治理体系，并加强新技术手段在城市韧性规划建设中的应用。于长明等《超大城市交通规划建设趋势及对我国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启示》，以东京、纽约、伦敦等城市为例，分析这些城市在交通规划建设中的创新实践及其对都市圈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影响。认为我国应通过关注人群需求、推进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新能源新技术在交通中的应用、构建区域交通体系、把握宏观统筹等策略，在城市更新阶段采用实用主义原则打通节点和断点，推动城市间的区域协同和交通可持续发展。李翅等《北京雍和宫片区：超大特大城市历史街区的低碳更新策略探讨》一文，以超大特大城市历史街区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历史街区低碳更新相关理论，分析超大特大城市历史街区低碳更新的实践经验。以北京市雍和宫片区低碳更新项目为实证案例，梳理碳排碳汇关键要素并提出空间绿色化、技术智能化和生活低碳化的更新策略，以期为我国历史街区的低碳化更新提供经验和参考。葛岩等《上海：超大城市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实施评估与策略建议》，以超特大城市社区更新为背景，以研究者与实践者视角，结合理论研究、国际经验与上海实践，分析社区生活圈的社会多样性、空间异质性、治理复杂性内涵特征与规划响应，建立基于多维度与低、中、高不同干预强度视角下规划策略框架。陈天等《国内外棕地治理对天津市低效用地再开发实践机制的启示》认为，低效用地再开发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模式在我国空间规划实施中已经成为关键命题。我国已进入存量规划时代，城市更新理论完善，但有关城市更新中低效用地再开发的有关研究却相对薄弱。研究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更新低效用地实践策略和开发机制有利于科学地制定城市发展政策、促进城市健康发展。感谢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青年教师李依浓在组稿中的贡献！ 本刊编辑部
摘要：面对新的国际环境和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时代背景，紧密对接新发展格局，北京自贸区于2020年挂牌成立，被赋予更大的改革自主权，着力建设“两区”、“三平台”。同期，北京作为首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试点，进一步发挥“两区”政策优势，推动“五子”联动协同。从国内外自贸区发展经验来看，自贸区作为新时期要素集聚的核心平台和畅通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详细梳理北京自贸区建设与发展情况，研究各地自贸区在空间建设、配套设施、政策制度等方面支持国际消费中心建设的经验，为北京自贸区发展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提供借鉴。 0 引言自贸区作为一种为国际贸易而生、境内关外的关税豁免地区，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历史悠久，截至目前已建成超过3500个自由贸易园区①，呈现数量不断增加、功能趋向综合、管理不断加强的特点。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新常态的到来，为应对全球经济体系调整，进一步提高开放水平，全面深化改革，自2013年起，我国先后分七批在全国设立了21个自贸区，主动探索了与形势变化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充分发挥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更好引领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对新的国际环境和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时代背景，紧密对接新发展格局，北京自贸区于2020年9月正式挂牌成立，被赋予更大的改革自主权，以科技创新、服务业开放、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高水平推进科技创新、国际商务服务、高端产业三个片区建设，着力建设“两区”、“三平台”[1]。同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经国务院批准，2021年7月，北京作为五个试点城市之一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推动构建全球多元融合的消费资源集聚地，形成区域消费联动发展的新格局[2]。1 北京自贸区建设发展情况1.1 北京自贸区基本情况自2015年以来，国务院四次批复北京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方案，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优环境，进一步提升服务业国际影响力。在此基础上，2020年8月，国务院印发北京自贸区总体方案，并于9月21日正式对外发布，明确了北京自贸区的发展要求，紧密结合城市战略定位和功能布局，实现“区城港”深度融合。一方面，北京自贸区发展目标与城市定位深度契合。北京自贸区旨在加大开放力度，强化原始创新、技术创新、开放创新、协同创新优势能力，形成更多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成果，与北京“四个中心”、消费中心城市战略定位深度吻合。另一方面，北京自贸区空间布局与城市功能布局紧密结合。在选址上，各片区符合北京“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城市空间结构，推动构建北京新的城市发展格局。在布局上，各片区与北京商务中心区、三城一区、城市副中心、双机场空港等城市重点功能区叠加或紧密结合，各片区主导功能差异化发展，优势特色突出。借助自贸区开放优势，有助于加强北京发挥对全球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的引领作用。1.2 北京自贸区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关系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对于地方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发挥重要的带动作用。自贸区建设需要顺应消费结构升级，与消费需求新变化相接轨，助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北京“两区”建设肩负着为国家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路先行的重大使命，自成立三年来，围绕推动服务贸易自由便利、数字贸易健康发展、加大优化营商环境力度等任务，探索形成一批创新成果，对于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意义重大。充分发挥自贸区建设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叠加优势，形成有机互动的对外开放体系。从空间上看，自贸区依托三片区七组团推动建设，消费中心面向包括中关村、机场等重要商圈打造消费地标，在空建设有较大面积的叠加；从产业上看，自贸区的三大主导功能中提出要加快打造服务业扩大开放先行区，消费中心旨在探索服务业开放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新路径，主导功能在扩大服务业开放领域实现重合；从重点任务看，自贸区发展与消费中心建设在土地功能使用、重点项目选址、国际化配套服务建设、信息化支撑体系建设、相关政策配套等方面交叉聚焦。因此，充分发挥“两区”政策优势，推动“五子”联动协同，打造引领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北京样本”。2 国内外自贸区用地功能研究自贸区的用地功能为各类产业发展奠定基础。目前，我国21个自贸区包含的70个片区主要分为转口集散、保税仓储、贸工结合、商务服务、综合型等类型，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适应不同发展需求，承担差异化发展任务，实现自贸区协同发展与错位互补。2.1 国内自贸区用地功能研究：以上海为例上海自贸区发展经历了2013年首批设立、2014年扩区、2018年设立临港新片区三个阶段，目前共有九大板块，各板块功能各有侧重，特色优势基本形成（图1）。上海于2014年编制了自贸区产业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2020年编制了临港新片区总体规划，从市级统筹视角出发，促进各片区错位互补和转型升级[3]。图1 上海自贸片区分布示意图其中，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和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为海关特殊监管区，产业用地占比达一半以上，平均容积率为2左右；陆家嘴金融片区是全球金融机构最密集、金融体系最完善、金融人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税收总额在各片区中最高，共有持牌类金融机构849家，占上海总数60%，金融从业人员近30万人，与香港金融从业人员总量基本持平，产业用地占比约为15%，核心区容积率达5以上，居住用地占比约为38%；金桥开发片区是上海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高度集聚的重点区域，致力于打造智能制造高地和具有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国际化现代城区，工业总产值在各片区中最高，产业用地占比达到40%以上，平均容积率为2左右，居住用地占比约为10%；张江高科技片区是贯彻落实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核心基地，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致力于建设世界一流的科学城，高技术产业产值占比在各片区中最高，产业用地占比约为22%，平均容积率为2左右，居住用地占比约为22%[4]；临港新片区是产城协同的特殊经济功能区，致力于建设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开放型产业体系，发挥开放型制度体系优势，推动统筹国际业务、跨境金融服务、前沿科技研发、跨境服务贸易等功能集聚；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是我国唯一的特殊综合保税区，着眼于在岸业务和离岸业务统筹发展，重点培育国际供应链管理、国际高端制造及相关服务业、跨境综合服务业（表1）。表1 上海自贸区片区情况与产业绩效水平（数据来源：浦东新区统计年鉴等，2018年）片区外高桥保税区陆家嘴金融片区金桥开发片区张江高科技片区临港新片区用地面积（k㎡）10.0034.2620.4837.20119.50（启动区）建筑规模（万㎡）（现状）-1500-1350-平均容积率（现状）1.5-2.51.5-51.5-31.5-3-工业总产值（亿元）534.40-2436.061152.251252.60税收总额（税务部门口径）（亿元）647.901053.70466.14360.35123.60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亿美元）40.3024.504.9453.745.602.2 国外自贸区用地功能研究：以韩国为例韩国仁川机场自贸区是韩国获批最早的城市型自贸区，共三个片区，功能定位各有侧重[5]。其中，松岛片区建设面积53.3k㎡，定位为“功能复合的国际新城”，包含国际商务、高端制造、港口物流、研发、教育、医疗、居住等各项生产生活功能，以产业功能建设和国际化的高品质生活服务的打造为建设重点，片区产业用地占比约35%，居住用地占比约16%；永宗片区建设面积98.4k㎡，是机场所在片区，主要功能为空港物流，以及包括航空培训、模拟飞行、航空研发等在内的航空产业，同时，通过多个旅游度假项目的开发，发展文化休闲旅游功能，除机场外，片区产业用地占比约40%（包含文化休闲用地20%），居住用地占比约15%；青萝片区建设面积17.8k㎡，定位为“外国人之城、研发之城、服务之城”，通过高尔夫球场、国际学校、大型商场等吸引外国人定居，并发展尖端汽车、机器人、新材料等研发功能和国际商务与金融服务，片区产业用地占比约18%，居住用地占比约28%（图2）。图2 韩国仁川机场自贸区三片区用地功能分布示意图2.3 北京自贸区用地功能发展建议上海、韩国自贸区各片区功能定位不同，产业功能占比也不尽相同，基本在15%-50%之间，其中，金融、商务等功能建设强度较高，生产、研发、物流等功能建设强度相对较低。北京自贸区在片区划定之初以产业功能为主，涉及三片区、七组团，各组团产业用地占比基本都达到50%以上，规划建设强度与上海基本持平，金融商务片区容积率达5左右，生产研发片区容积率1.5-2.5。借鉴国内外经验，需合理布局产业、居住等功能，以京津冀空港、海港、陆港一体化建设为支撑，有机结合北京消费中心建设，重点探索形成优势互补、产业联动、错位发展的新格局，并为远期“增设”和“扩区”等做好准备。3 国内外自贸区与周边城市关系研究随着自贸区范围内要素稀缺度的不断上升，其溢出效应不断凸显，国内外案例显示，各类人才、物质要素在自贸区内外交换频繁，带动周边腹地发展，提升规模效益。根据片区自身属性、发展需求等不同，形成多种自贸片区与腹地的对应模式。3.1 国内自贸区与周边城市关系研究：以上海为例上海自贸区发展带动城市空间体系转型升级，并促进周边区域承接产业转移，实现自贸区与周边地区的良性互动。其中，张江高科技片区作为自贸区内创新功能最强、面积最大的片区，基于空间的扩展，科技要素更聚集、创新创业更活跃、文化氛围更浓厚、交通出行更便捷、生活服务更完善、生态环境更优美，联动南部7公里的整个科学城范围，形成“宜居宜业”的内部循环。同时，内外联动科学城周边5公里范围，解决居住问题，满足不少于20%就业人口的居住需求，公交出行时间控制在15分钟。陆家嘴金融片区集聚高能级功能要素平台和重点金融、航运、总部机构，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促进全产业链发展和辐射长三角经济带的能力，周边5公里形成以高等级金融与贸易功能为主的中心簇群和包含专业服务、其他总部的差异化的业态布局。片区跳跃式地带动周边地区相关行业发展，而周边现代服务业差异化地为自贸区提供服务（图3）。图3 上海张江、陆家嘴自贸片区周边功能分布示意图3.2 国外自贸区与周边城市关系研究：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经历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四个产业发展阶段，自贸区建设向着以现代服务和高新制造等推动经济稳步高质量发展，目前共有九个自贸片区。其中，吉宝港自贸片区是新加坡规模最大的客货运港口，总面积105公顷，邻近重要公路和高速公路，经过现代化改造的港区可以提供大型仓储办公空间，以及与其他免税区相连的货物分配系统。紧邻游轮港口西侧建设以免税商贸为特色的大规模一站式综合型商圈，成为新加坡最繁华的区域之一。樟宜机场自贸片区为新加坡唯一的空运自由贸易区，总面积73公顷，经历了从纯物流到物流加工、专业商务相结合的转型发展过程，是与城市相隔离的围栏式园区，在生活服务方面全面依赖5公里外的城市（图4）。图4 新加坡自贸区分布、吉宝港片区与周边功能分布示意图3.3 北京自贸区与周边城市关系发展建议由国内外自贸区发展经验看出，自贸片区大多在5-10公里范围内形成支撑自贸产业的功能，紧密依靠周边城市提供配套服务，同时，与几十公里范围内的产业园区形成呼应和联动。北京自贸区划定以产业用地为主，更应统一考虑与周边城市功能的协调联动。发挥两区的制度、产业等方面的“溢出效应”，做好功能转移和承接，引领腹地转型升级，促进与城市融合发展。综合自贸片区与周边地区的现实问题与需求，探索存量、减量背景下的城市发展路径与管控模式。4 国内外自贸区配套设施研究近年来，国家在城市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和科技创新保障方面均不断提出新要求。自贸区作为科技创新产业和国际人才集聚区，以及消费引领的先行区，应在完善服务配置、提升环境品质等方面做出良好的示范。4.1 国内自贸区配套设施研究：以深圳为例深圳前海蛇口片区规划要求公共设施满足多元化、高标准、国际化的城市公共服务需求，吸引高端人才和企业集聚。在住房保障方面，持续改善职住关系，新建住宅主要用于人才住房、安居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等。围绕轨道交通、服务设施等供应高品质人才公寓，满足个性化需求。自贸区商品房和商务公寓（含宿舍）建筑规模比例约为2.4:1。在公共服务设施方面，集中布局国家级、区域级的重大公共服务设施，增加国际学校、国际医院等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和公用设施占建设用地比例约为6.3%，高于《深标》和相关建设标准的基准要求。在交通市政方面，着眼长远，聚焦科学技术发展前沿，积极运用交通新技术、新装备，探索未来智慧城市的交通发展新模式。规划着力打造以公共交通为主导，多模式、一体化、立体型的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全市轨网规划相协调，共布局17条轨道线，极大改善片区对外公共交通通行能力。在绿色生态方面，系统布局网络化生态廊道，形成多样化、多层次的公园和绿化体系，其中前湾片区绿地广场用地达25%以上，结合产业、居住功能形成连续完整的开放空间体系。4.2 国外自贸区配套设施研究：以日本为例结合国际著名高科技园区经验，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均衡，密度大、总量和人均用地指标高，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特点，与用地布局关系紧密。以日本筑波科学城为例，生活型公共设施类型层级丰富，注重社区设施配套和社区活力营造。同时，各类设施与居住区、商业区相关性强，并呈现团块、带状分布，最大限度满足居民需求[6]。此外，强调各层级设施发展的一致性，且土地开发项目的实施必须与公服设施供应同步，以公服设施带动混合利用和相对较高的密度增长。4.3 北京自贸区配套设施发展建议北京新版总体规划中进一步明确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内容和要求，提到了“高水平建设三城一区”与“构建覆盖城乡、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两区建设应突出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加大政府对公益事业的投入。结合自贸区特色，积极引入国际人才社区、国际教育、医疗设施等高质量、个性化的城市服务，完善智慧基础设施、智慧交通设施等协调衔接，为建成“宜学宜研、宜居宜业”的片区提供有力支撑。结合各片区产业和人群特点，实行差异化、专门化的设施配置，不断促进消费质量和能级提升。5 国内外自贸区配套制度政策研究自贸区在多重复杂城市问题的叠合下，探索以高品质城区承载多层次目标的发展模式，在创新土地利用、土地供应等管理机制等方面，提供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满足市场灵活度和项目差异化的需求。5.1 自贸区土地政策研究：以深圳为例深圳前海自贸区在编制技术方面，探索更具弹性的土地混合利用方式[7]。开发单元控制采用功能混合的单元开发模式，鼓励集中成片开发。各组团开发单元面积50公顷左右，主导功能为刚性控制要求，在满足组团总建筑规模不增加、开发单元主导功能不改变、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交通设施不减少的前提下，可根据规划实施需要，对各开发单元的总建筑规模及功能配比进行适当调整。设置专门的弹性用途，为功能调整和转换预留弹性。各单元包括弹性用途在内一般不少于四种混合功能，以办公、商业、酒店、公寓、居住为主，弹性用途比例在0-25%之间。地下空间包括一体化复合开发区域和一般开发区域，综合的功能区主要位于轨道站点核心地区，站点周边200米范围内地块需进行高强度开发利用，各单元实行增量上限管控（表2）。表2 深圳前海蛇口自贸区开发单元控制表（数据来源：前海蛇口自贸区开发单元规划）在土地供应与管理方面，实施差别化的供地方式、开发管理模式和地价优惠政策。深圳前海自贸区综合运用弹性年期、标定地价、集约奖励、需求管制等调节工具，形成差别化、多层次的土地供应市场和规范化的操作模式，实行有条件的项目“带设计方案出让”、创新产业用地实行“带管理方案出让”。以土地资本化为重点，着力提高市场化运作水平，实现从单纯的土地资源管理向土地资源、资产、资本三位一体综合管理转变。面向资本实力雄厚、开发经验丰富、综合招商能力强、运营成效明显的企业，探索定制开发、带资开发等模式，如招商局集团与深圳规土委、前海管理局签署框架协议，在土地价值评估差异处理、土地增值收益分享等问题上达成共识，政府和招商局以6:4进行收益分配。招商局参与基础设施开发建设、规划、城市设计等多个环节，政府仅限定规划总量、人才住房等刚性要求，后期土地运营充分发挥市场能动性。此外，高水平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高效开发地上地下空间。建立三维地籍、土地空间权利体系，细化地上、地表、地下土地使用权权利边界和权益。创新土地市场调控和监管机制，探索预防土地闲置和用地退出机制等。5.2 自贸区制度创新研究：以天津为例天津作为我国北方首个自贸区，充分利用好自贸区制度创新优势，赋能特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在产业发展方面，发挥自贸区保税维修政策优势，促进产业链条延伸和优势产业加速发展，探索形成航空“保税维修+融资租赁”新模式。发挥自贸区融资租赁创新优势，以及自贸区和海外园区“双自联动”优势，打通汽车消费流通的全生命周期，使得平行进口车成为制度创新特色名片。在商圈建设方面，依托城市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和发达的商业设施基础，充分利用自贸区跨境展示交易政策，探索创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不断丰富城市特色地标[8]。5.3 北京自贸区配套制度政策建议北京两区应结合地区规划、土地供应、建设实施等阶段工作，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大力提升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能力和管理水平，创新土地市场调控和监管机制。加快研究制定适合北京两区的土地混合利用、弹性供应等政策，优化国有建设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强产业准入、绩效评估和土地退出监管，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效率，增强规划实施的用地资源保障能力。6 国内外自贸区对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的启示各地自贸区从整体到局部、从综合到专业，分别在用地功能、与周边城市关系、配套设施、制度政策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实践。总体来看，自贸区建设发展对于空间具备较高且特殊的需求，并构建完整的配套政策体系与实施保障机制。当前，我国消费正在经历从载体到场景的全面迭代，应对消费需求端的内因演变，亟需协调产业与消费结构，围绕自贸区“产业深、空间弹、配套优”的发展导向，积极做好空间准备，承载自由贸易与国际消费核心功能，引领构建北京城市新发展格局。6.1 促进建设战略有机融合“两区”建设是北京扩大开放、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推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契机，应加强发展战略的有机融合，促进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相辅相成，协调发展[9]。一方面，持续扩大服务业对内外对外放水平，加快京津冀高水平开放平台建设，进一步发挥服贸会、中关村论坛、金融街论坛等大规模会展和交易平台作用，扩大对外开放与合作水平。另一方面，持续推动各自贸片区，尤其是国际商务服务片区重点发展数字贸易、文化贸易等，促进北京消费升级。依托双机场，建设国际消费枢纽，突出港产城融合特色，带动消费不断增长。6.2 提升消费支撑空间环境为响应更高使命，把握自贸区重大机遇，各地通过编制空间规划，完善各类服务配套供给，在多层次高战略目标与复杂城市问题高度叠合的挑战下，探索以高品质城区承载多层次战略目标的发展模式，提供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形成从空间支撑到综合管控的解决方案。在当前减量、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以空间为抓手，统筹区域居住保障、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配套、加强公共空间高品质精细化设计，合理匹配空间资源，为产业消费发展提供空间支撑。6.3 创新推动相关政策保障当前，北京拥有“两区叠加”的优势，应充分利用好服务业扩大开放和自贸试验区两种开放模式，形成两区有机互动的良性对外开放体系。一方面，充分发挥两区的制度“溢出效应”，以及“虹吸效应”的正面影响，辐射带动区域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引领腹地转型升级。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化多元法治保障，基于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基调，总结经验对外推广，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参考文献[1] 国务院.关于印发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及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的通知[Z].2020.[2]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2021-2025年）的通知[Z].2021.[3] 上海市人民政府.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9-2035年）.[4]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外高桥单元、陆家嘴-世博单元、张江单元规划.[5] 夏瑾瑶，付磊，马小晶.自由贸易区国际案例研究[J].上海城市规划，2014（04）：48-55.[6] 赵勇健，吕斌，张衔春，等.高技术园区生活性公共设施内容、空间布局特征及借鉴——以日本筑波科学城为例[J].现代城市研究，2015（07）：39-44.[7]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市海洋局），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管理委员会.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及大小南山周边地区综合规划.[8] 于明言.充分发挥自贸区制度创新优势，助力天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J].求知，2023（05）：56-58.[9] 杨松.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成效、问题与对策[J].中国经济导刊，2021（06）：29-33.作者：王若冰 徐碧颖作者单位：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① 从全球范围来看，自1959年爱尔兰政府设立香农自贸区（被公认为世界首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园区）以来，全球已建成约有3500个自由贸易园区，分布在一百三十多个国家。
作者：吴克捷 赵怡婷等著出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内容简介为促进北京城市立体可持续发展，探索地上与地下协同发展模式，我院公共空间与公共艺术设计所结合北京市地下空间规划实践经验，探索立体城市发展的系统范式，对地下空间规划技术与方法、地下空间与生态安全的关系、地下空间与历史保护的关系、地下空间与工程建设的关系、地下空间与城市更新的关系、地下空间新技术应用前景以及地下空间体制机制建设等展开了系统探讨，并提出了诸多建设性设想，形成涵盖系统规划、生态安全、历史保护、轨道一体化建设、城市更新发展、工程技术保障、法规制度建设七个版块的学术著作，对推动城市地下空间跨学科研究，促进城市空间的立体拓展和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和借鉴。序 言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快速演进，城市化率已近70%，城市规模增加，城市功能集聚，对于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城市的发展方式已经从水平扩张，转变为严格控制城市无序蔓延的存量更新发展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立体城市建设已经成为构建高效、便捷的紧凑型城市的重要途径。本书以地下空间作为立体城市的切入点，从生态、安全、人文、经济、工程等不同的视角，整合地上、地表和地下三个不同的维度构建立体城市规划方法体系。首先针对现有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从体系构建和基本路径的角度进行了综合论述；在此之后，改变工程建设为先的传统思路，以生态和可持续发展为基，将城市地质条件和科学评估作为立体城市建设的首要考量因素；再从城市历史保护、轨道交通一体化、城市更新和社会需求等不同角度展开讨论，结合实践和案例比较开展重点问题的深入解析；最后回归到工程技术和法律制度保障。本书广泛涉及地质学、建筑学、城乡规划、市政工程、交通工程、施工技术、遥感测绘、法学、政策研究以及社会学等众多学科，是从城市视角开展地下空间跨学科研究的一次有益尝试。 目 录【版块一 规划体系与方法】生态文明时代超大城市地下空间科学利用规划方法与实践（石晓冬 赵怡婷 吴克捷）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地下空间规划编制思路与重点（吴克捷 赵怡婷）京沪两大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比较（吴克捷 赵怡婷）空间多维利用,构建紧凑之城——北京城市地下空间综合利用（吴克捷 赵怡婷）国土空间规划视角下地下空间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特征——以北京城市副中心为例（赵怡婷 吴克捷）基于多因子的城市中心地区地下空间资源潜力量化评价——以北京市西城区为例（赵怡婷） 【版块二 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地下空间规划全要素生态地质评估方法探索（赵怡婷 吴克捷 何静 周圆心）透视地球，助力城市“深”展（何静 周圆心）国外地下空间最新理念研究（赵怡婷 吴克捷 孟令君）“向地下要空间”——芬兰赫尔辛基地下空间发展纵览（赵怡婷）“SUB-URBAN”欧洲十二城地下空间可持续利用研究（上）——北部六城（赵怡婷 孟令君）“SUB-URBAN”欧洲十二城地下空间可持续利用研究（下）——南部六城（赵怡婷 吴克捷） 【版块三 历史保护与文化传承】北京老城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研究（赵怡婷 吴克捷）站·城视角下的地铁空间设计与历史遗存展示（胡斌 吕元 张健）“以水育文”——基于地下水环境视角的历史文化遗存保护探索（孟令君 赵怡婷） 【版块四 功能统筹与立体开发】北京商务中心区(CBD)地下步行系统规划实施评估与关键性问题探讨（赵怡婷 吴克捷）多维统筹 立体营城——站城一体化视角下的城市立体发展思考（王志刚 张玥 赵怡婷）轨道车站一体化建设带动城市更新的实施路径探索（邓艳 吴克捷 孟令君）大型交通枢纽地区的地下空间概览（上）（胡斌 赵怡婷 吴克捷）大型交通枢纽地区的地下空间概览（下）（胡斌 赵怡婷 吴克捷） 【版块五 城市更新与品质提升】北京城市地下空间存量资源利用思考（吴克捷 陈钦 高超）城市更新视角下的日本地下空间利用与增效（赵怡婷 吴克捷）大城市非正规居住空间更新研究——纽约地下室包容性治理经验（陈宇琳 郝思嘉）看见“看不见”的城市——地下空间社会需求与存量提升调查研究（陈宇琳 洪千惠 崔灿灿）地下空间经济价值评估与更新潜力探究（乔玲玲 陈曦 赵怡婷）城市更新背景下的地下空间更新利用经济可行性探讨（王江月 张丽娜 姚彤） 【版块六 工程技术与施工保障】功能复合型带状地下空间实施策略研究——以北京城市副中心设施服务环为例（魏萌 陈蓬勃 苏云龙 张政 姜屿）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城市地下空间施工技术概览（廖华强 王春明 赵怡婷）补短板与增韧性——北京市综合管廊体系重构思考（杨京生 吕志成） 【版块七 体制机制与立法保障】破解北京地铁沿线地下空间综合开发利用的体制机制问题（吴克捷）立体分层发展时代的国外地下空间权概览与启示（林泷嵚 赵怡婷）以地下空间立法为引领，助力北京城市立体可持续发展（赵怡婷 吴克捷 林泷嵚）
2014年2月，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发展战略。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多次到三地调研指导，主持召开三次事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关定向。中央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加强对有关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同时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围绕相关重大问题开展咨询研究，为决策提供智力支持。2015年6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明确了三地各自发展的定位：北京定位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天津定位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定位为“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强调，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2024年，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十周年，具有里程碑意义。十年来，三地以《规划纲要》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京津冀经济整体实力持续增强，北京非首都功能有序疏解和京津冀空间发展格局 不断优化，“轨道上的京津冀”由蓝图逐步变成现实，三地产业协作和协同创新不断走向深入。十载转瞬，未来可期。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