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特大城市在我国国家发展和治理的现代化大局中具有重要引领和示范作用。作为复杂巨系统的超大特大城市，其发展面临诸多方面的风险挑战。本话题尝试对我国超大特大城市风险挑战与空间治理问题进行探索。

欧阳鹏等《新时期我国超大特大城市发展中的风险挑战及空间治理对策》一文，综合研判超大特大城市在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全球气候危机和人居环境安全、城镇化发展与社会转型、空间发展转型与可持续财政、信息化浪潮和新技术变革等面临的主要风险挑战，并提出坚持战略安全观、韧性低碳观、区域协同观、包容治理观、内涵发展观和数字赋能观，统筹推进超大特大城市空间治理的对策建议。

刘博奥等《大城更新的治理逻辑：内涵、意义与路径》认为，面对未来更加复杂的人民需求与多元化的城市问题，大城更新的下一步行动则是打造一个包容不同群体需求、充满认同感与归属感的城市，真正实现人民与城市的共振。广州以解决城市矛盾为核心，建构“城市矛盾的识别分析”“多元共治的矛盾解决”以及“矛盾化解的评价考核”等三重治理机制，不断调动多元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和各区创新试点的主动性，形成了独特的大城更新模式。

杨滔《超大特大城市规划治理的智慧发展展望》认为，21世纪是城镇化与数字化深度交融的时代，超大特大城市的智慧化已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作为区域和国家发展的核心枢纽，其智慧化水平不仅关乎城市本身的可持续发展，更直接影响区域协调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如何通过智慧化手段释放超大特大城市的发展潜力，已成为全球城市治理与经济增长的焦点。

董殿昊等《新安全格局背景下超大特大城市韧性建设》，阐述了城市韧性的内涵，指出城市韧性是城市系统在面对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时，能够抵抗、吸收、适应灾害并能快速恢复的综合能力。同时，分析了新安全格局下超大特大城市面临的风险特征，包括风险常态化、灾害扩散性增强、风险灾害衍变连锁化以及人为因素作用凸显，从而提出超大特大城市韧性建设的路径。

王伟等《价值·功能·方法：超大城市更新单元划定的三重视角》，立足《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对我国城市发展改革指向的内在逻辑认识，城市更新单元将成为超大城市推进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基础和载体。文章认为当前我国超大城市更新单元的划定还处于摸索阶段，亟需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指引。

吕晓荷《超大特大城市韧性规划建设思路与举措建议》提出，超大特大城市韧性规划建设需坚持以人民为重、预防与应对结合、发展和保护并重、长短期目标相统一等原则，以拓展空间广度、注重结构适度、增强系统强度、提升治理精度为思路，多措并举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健全基础设施网络、构建三级韧性治理体系，并加强新技术手段在城市韧性规划建设中的应用。

于长明等《超大城市交通规划建设趋势及对我国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启示》，以东京、纽约、伦敦等城市为例，分析这些城市在交通规划建设中的创新实践及其对都市圈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影响。认为我国应通过关注人群需求、推进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新能源新技术在交通中的应用、构建区域交通体系、把握宏观统筹等策略，在城市更新阶段采用实用主义原则打通节点和断点，推动城市间的区域协同和交通可持续发展。

李翅等《北京雍和宫片区：超大特大城市历史街区的低碳更新策略探讨》一文，以超大特大城市历史街区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历史街区低碳更新相关理论，分析超大特大城市历史街区低碳更新的实践经验。以北京市雍和宫片区低碳更新项目为实证案例，梳理碳排碳汇关键要素并提出空间绿色化、技术智能化和生活低碳化的更新策略，以期为我国历史街区的低碳化更新提供经验和参考。

葛岩等《上海：超大城市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实施评估与策略建议》，以超特大城市社区更新为背景，以研究者与实践者视角，结合理论研究、国际经验与上海实践，分析社区生活圈的社会多样性、空间异质性、治理复杂性内涵特征与规划响应，建立基于多维度与低、中、高不同干预强度视角下规划策略框架。

陈天等《国内外棕地治理对天津市低效用地再开发实践机制的启示》认为，低效用地再开发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模式在我国空间规划实施中已经成为关键命题。我国已进入存量规划时代，城市更新理论完善，但有关城市更新中低效用地再开发的有关研究却相对薄弱。研究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更新低效用地实践策略和开发机制有利于科学地制定城市发展政策、促进城市健康发展。

感谢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青年教师李依浓在组稿中的贡献！

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