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门头沟区委副书记、区长吕晨飞组织召开门头沟生态立区相关情况专题研讨会,门头沟区生态环境、规划自然资源、园林绿化、水务、财政等10余个区相关部门负责人,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生态修复处,我院总工程师黄晓春及院研究室相关人员出席会议。会上,我院研究室赵丹作了“新时代、新机遇、新发展——面向生态立区的门头沟区生态特征分析与对策研究”专题汇报。报告从“辨识-评价-诊断-赋能”四个方面分析了门头沟区复合生态系统特征、生态系统服务及全市的贡献量、当前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以及面向新时期生态立区的对策建议。与会相关单位就各领域相关工作实践先后发言。吕晨飞高度肯定了我院一直以来对门头沟生态相关工作、特别是全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申报工作的大力支持。指出,生态立区是落实门头沟区功能定位的关键举措,必须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GDP与GEP共荣共生为目标,聚焦区位生态特征与生态贡献、生态问题与对应举措,高度凝练、分批落实,形成门头沟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我院将进一步发挥首都规划智库功能,加强专业指导与支撑服务,深度参与门头沟生态立区及全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相关工作,以门头沟为试点,打造市区融合、部门联动、高效协同的高质量工作样板。
5月18日,门头沟区委副书记、区长吕晨飞组织召开门头沟生态立区相关情况专题研讨会,门头沟区生态环境、规划自然资源、园林绿化、水务、财政等10余个区相关部门负责人,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生态修复处,我院总工程师黄晓春及院研究室相关人员出席会议。会上,我院研究室赵丹作了“新时代、新机遇、新发展——面向生态立区的门头沟区生态特征分析与对策研究”专题汇报。报告从“辨识-评价-诊断-赋能”四个方面分析了门头沟区复合生态系统特征、生态系统服务及全市的贡献量、当前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以及面向新时期生态立区的对策建议。与会相关单位就各领域相关工作实践先后发言。吕晨飞高度肯定了我院一直以来对门头沟生态相关工作、特别是全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申报工作的大力支持。指出,生态立区是落实门头沟区功能定位的关键举措,必须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GDP与GEP共荣共生为目标,聚焦区位生态特征与生态贡献、生态问题与对应举措,高度凝练、分批落实,形成门头沟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我院将进一步发挥首都规划智库功能,加强专业指导与支撑服务,深度参与门头沟生态立区及全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相关工作,以门头沟为试点,打造市区融合、部门联动、高效协同的高质量工作样板。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精神,2023年5月17日,我院详规所联合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详规处,在朝阳区太阳宫乡觽堂当代艺术馆开展以“牢记人民艺术心,礼赞中华文化魂”为主题的调研学习活动。太阳宫地区工委书记李华参加了活动。李华对近五年来详规所责师团队陪伴属地和基层社区提升人居环境、解决城市发展和更新进程中的各类问题开展的扎实工作表示感谢,详细介绍了觿堂当代艺术馆“匠人精神带动匠人产业”的运营模式,以及构建涵盖设计、雕塑、影视等多元领域互动示范平台的成效。调研团队在参观各类创意文化作品的同时,与艺术家交流了创作心得,了解了艺术家扎根于人民的创作历程,体会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迸发的魅力与活力,进一步增强了文化认同感,牢固树立了文化自信心。通过调研学习,大家深切领会到,无论在艺术创作还是规划设计实践当中,都要深入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要求,要结合本职规划工作,为首都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为健全高品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贡献我们的规划力量。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规划、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5月23日晚,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党组书记、主任张维同志来我院调研,听取我院优秀规划设计成果编制情况的汇报。委党组成员、总规划师(兼)、院党委书记、院长石晓冬同志及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有关部门参加了调研。调研中,院总规划师廖正昕及总工办负责人汇报了我院2022年度优秀规划设计评选的整体情况,重点介绍了“2021年度北京市大数据城市体检”、“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北京市街区画像和分类管理规程”三个项目的规划编制情况。听取汇报后,张维同志肯定了这三项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并分别提出三方面要求:一是大数据分析要为城市规划决策服务,要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与城市规划实践互为校正;要充分发挥大数据解决思想认识、建立工作标准、服务政府决策的功能;要加强大数据的应用,分层次、分区域、分场景建立以保定建、以规定建等大数据逻辑体系。二是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要充分发挥规划的统筹作用,综合考虑规划实施、政策执行、生态修复、文化传承等多方面因素。三是街区画像是街区控规评价的基础,要从规划和现状两个角度、空间加时间两个维度进行分析评价;要用实践来检验规划,不仅要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更要争取民意、收集各方建议,积累规划数据和素材;要敢于揭露短板、看到差距、挖掘动力。张维同志围绕三个规划项目提出的工作要求,不仅针对项目本身,也是对规划编制研究工作的总体要求。下一步,我们要在工作中深入领会、认真落实,高标准推进各项规划的编制研究,争取拿出经得起实践检验、有用、好用、管用、实用的高质量研究成果。
2023年5月12日下午,北规弘都院2023年度第7期“弘愿·乐道”系列专题学术交流活动邀请到市规划院详规所工程师张晨,做了题为《构建区级城市体检的技术逻辑 —— 2021年度丰台区城市体检研究》的交流。张晨从“落实总规,完善创新区级体检工作”和“协同聚焦,衔接丰台区实际工作”出发,介绍了本次体检的工作背景。通过对项目的全面介绍,详细解读了“全局到关键问题”、“全域到重点地区”、“全景到民生缩影”、“全程到燃煤之急”的核心工作内容以及坚持规划引领、坚持以点带面、坚持人民中心、坚持生态优先、坚持安全为上、坚持实施导向的任务转化方法。提出要构建好区级城市体检的技术逻辑,需要注重从“五年评估”到“年度体检”的工作思路聚焦,注重将“科技含量”与“人文关怀”并重的技术方法,注重从“发现问题”到“构建任务”的实施路径转化,注重从“全面概述”到重点详解的成果应用表达。张晨和大家在街乡体检与区级体检的关系、非重点地区责师团队的工作建议等进行了交流。技术管理中心副主任关钰感谢了张晨的分享,并表示本次交流在区级城市体检的技术方法、内容整合、故事讲述、呈现表达等方面充分体现了高质量发展要求下的技术创新,开拓了思路,值得大家借鉴和学习。
为高质量实施新版总规和加快智慧城市建设,推进大数据和新技术在规自领域的深度融合和应用,提升首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选取丽泽商务区为试点,开展数字孪生城市平台建设研究。我院全面系统梳理规划、建设、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新要求,探索形成地上地下一体、二三维联动的智慧城市“一张图”数据底座,形成数据治理、场景应用和平台架构方案,搭建丽泽商务区大数据平台原型。建设地上、地下实景三维数据库;以应用场景为突破口,研究委内“规划”、“审批”和“现状”三张图数据联动机制与治理技术路线,实现三维实体挂接各类属性;厘清我委核心工作业务流和数据流,打破数据孤岛,建立底座、中台和应用三个层面传导的框架和原型,用大数据促进规建管联动与优化;以需求为导向,探索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多方合作模式,尝试建立采集接入各类城市运行数据的长效模式,逐步建设园区大数据应用监管平台,服务智慧园区管理和社会综合治理。1. 构建智慧城市数字孪生平台顶层设计方案以丽泽商务区规划综合实施方案的高质量落实为抓手,重点围绕丰台区规自分局和丽泽商务区管委会当前工作的实际需求,遵照新型基础测绘、国土空间基础平台等技术标准与规范,构建服务规划管理、运营管理和规划研究的三大应用场景,搭建丽泽商务区大数据平台,形成“1+1+N+1”的成果体系,即一套整合规划自然资源大数据、城市运行大数据和社会大数据的数据融合方法,一个地上地下一体化二三维联动的智慧城市“一张图”数据底座,若干个包括规划蓝图、实施计划、三维审查、实施监测等在内的业务应用场景,以及一套数据生产、管理和平台运行维护的标准规范及办法。2. 探索规自领域参与智慧城市建设的新路径以智慧城市“一张图”数据底座为基础,整合园区运行管理数据和社会大数据,向丽泽管委会及相关部门开放平台,结合业务需求对平台应用场景进行挖掘,为城市体检评估工作提供数据支撑,有效提升规划编制和实施的科学性。3. 探索国土空间规划保障体系建设的新渠道通过贯通规建管业务流程,实现平台与审批系统联动,打通系统间数据流,为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系统建设提供系统协同建设经验,为规划实施率动态监测和城市体检评估提供数据治理基础和示范。4. 实践从传统规划到智慧规划的新探索基于全要素数据底座和数字孪生丽泽,借助城市模拟分析工具和海量实时数据,开展微观模拟研判、实时体检评估和宏观发展预判,为规划编制与研究提供智能化决策支持。
引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党中央即着手推动首都北京的规划建设工作。至1986年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正式建院前,北规院的前辈们作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的专业技术工作者,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以老城保护与发展为重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始终是首都规划建设的重要议题之一。1953年《改建与扩建北京城市规划草案要点》、1958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初步方案》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如天安门广场的改造、中轴线和长安街的拓展延伸、“凸”字形城廓和棋盘路网格局的延续、河湖水系的整治和公园绿地的增加等。1982年2月8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建委等部门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公布了包括北京在内的首批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拉开了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的序幕。四十年行而不辍,首都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取得了系列成果。在关键的历史时期中,始终有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前辈们的身影,他们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规划人接续奋斗,为名城保护工作添砖加瓦。本文以时间为轴,以北规院开展的名城保护标志性工作为线索,力图呈现四十年推动名城保护的规划工作的概略。作者:名城保护研究小组执笔人:刘健、廖正昕、叶楠作者单位: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城市规划学会对本文亦有贡献。全文原载于cityif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HKnpwXddRIC-p0nOgNnoTw https://mp.weixin.qq.com/s/zdjZ3pu3NOPdQ2nheeYQuQ
引言:均衡与集聚是城市发展和政策制定中的一对核心议题,从伦敦、巴黎、东京等早于北京开展疏解工作的城市经验看,都经历了“先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再引导中心区再强化”的过程。北京目前仍需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着眼长期,未来北京是否会再次转向中心区再强化?如何判断从区域均衡发展转向中心区再强化的拐点?当前工作需要对此做出预留吗?虽然北京城市发展自有其独特性,但考察学习这些城市在上述两个阶段的发展特征,有助于进一步做好北京的规划建设工作。本文结合东京推进首都圈均衡发展和中心区再强化过程的部分经验,加以总结和分享。一、东京城市功能疏解持续了多久?——2000年前后从多中心走向紧凑城市 日本在二战后,伴随着“婴儿潮”、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东京首都圈和东京都区部的功能和人口快速持续集聚,产生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客观问题。地价的升高也使居民和企业产生了外迁的主观动力。然而,泡沫经济破裂后,推动东京功能疏解的内外在动力均发生了改变,政府的政策从引导功能向区域疏解转向增强东京的城市竞争力,功能和人口重新向区部集聚(图1),构成“先推进首都圈发展,再引导中心区再强化过程”的演变过程。 图1 东京首都圈一都七县人口规模演变示意资料来源:日本总务省统计局1. 2000年前:多中心导向 2000年前东京的城市发展导向是多中心发展。1958年第一次首都圈整备规划便提出控制东京“一极集中”的思想。随后历版首都圈整备规划、1982年《东京都长期规划》等各类规划也都维持多中心导向(图2),建设“多级分散型网络结构”,引导功能向东京郊区、向首都圈其他地区疏解。 1991年,东京都政府从都心的有乐町迁入新宿副都心。在容积率方面,为各副都心设定了与都心同等的10的容积率。同时,由于彼时东京都心的实际容积率已经达到了10,这一政策也是在同步限制东京都心的开发强度。 图2 1991年第三次东京都长期规划多中心结构示意资料来源:Andre Sorensen,2001 2. 2000年左右:泡沫经济破裂,多功能紧凑城市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裂。由于土地价格下跌、融资困难,泡沫经济破裂前开展的许多项目都修改了开发方向,或调减规模,或向后推迟。从中长期的视角来看,泡沫经济的破裂改变了开发思路与模式——在地价上涨的时期,项目开发即能带来足够的盈利,与项目质量本身关系不大;泡沫破裂后,项目价值评估的重要性才凸显;同时也促进了TOD模式的使用,因为采用这一模式开发站点周边地区,带来的利润更丰厚。 东京都政府也随之调整政策,此时推动城市经济复苏、强化城市竞争力比功能疏解更为重要。这时期的发展理念变为“多功能紧凑城市”。为促进都心再开发,都心的容积率从10调增到了13。3. 2000年后:进一步事权下放 2000年后,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日本中央政府把部分规划事权下放至地方。2002年东京进一步设立了特殊容积率适用区(Special FAR Application District),范围即大手町-丸之内-有乐町的“大丸有”地区,这个区域内的城市开发可结合容积率奖励政策,允许容积率在地块间相互转移。 2002年还颁布了《城市再生特别措施法》(Urban Regeneration Special Law)。基于此法,在东京划出了2500公顷的“优先再生地带”(Urgent Urban Regeneration Area)和26片、总共240公顷的“特定优先再生地带”(Urban Regeneration Special District)。其中,“特定优先再生地带”可以由私人开发商提议划定。划定为“特定优先再生地带”的地块,现有的土地用途管制、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建筑红线要求都可以重新议定。 图3 在都市再生优先改善地带内、为强化东京的国际竞争力而开展的工程资料来源:东京都市白书(2015年度版),东京都都市整备局 二、东京为何从疏解转为再集聚?——规划事权、人口和经济要素的变化 上世纪70年代以后,政府推行疏解政策,引导功能和人口从东京都区部向周围迁移;2000年左右,东京意识到保持城市的国际竞争力更为重要,东京都政府组织编制了“东京构想2000”等,实施城市再生计划,功能和人口回流。这一变化过程,尤其是2000年后中心区再强化的现象,有其特殊的背景。1. 事权划分 1999年日本颁布《地方分权法》之后,城市规划事权由中央事权转向地方分权。以往的疏解政策体现了中央意志,国家更希望促进区域均衡发展。而为了应对当时的经济不景气和企业外迁出现的区部“空洞化”现象,在规划变为地方事权的背景下,东京都政府通过集聚来发展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实施城市再生计划,调增容积率,城市人口开始回升。 图4 东京都都市整备局2017年度预算示意资料来源:东京都都市整备局2. 人口结构 在引导郊外开发、功能分散的时期,二战后日本婴儿潮出生的人正值青壮年,随着搬出去的企业一起去新城工作。当这批人逐渐老去,区部的设施、生产和生活服务水平远远高于外围地区,交通也更方便,很多老年人从新城搬回区部。人口的向心回流导致一些已经搬出去的企业回迁,进一步吸引年轻人回流,反过来对TOD开发模式、区部进一步开发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 图5 日本人口年龄构成变化资料来源: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政府统计综合窗口(e-Stat)3. 经济发展 泡沫经济时期东京都的商业地价、居住地价均远高于周边地区,过高的土地价格促使企业和居民在主观上产生外迁诉求。随着泡沫经济破裂,地价回落,东京都土地价格与周边的差距缩小,土地成本降低(图6、图7)。政策也从抑制功能在东京都区部集中转为鼓励引导开发建设回归,集聚效应更起作用。 图6 东京首都圈商业地价变化资料来源: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政府统计综合窗口(e-Stat) 图7 东京首都圈住宅地价变化资料来源: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政府统计综合窗口(e-Stat)三、从疏解到中心区再强化,新城新区建设理念的差异?——从居住为主的卫星城,到就业为主的业务核,再到功能复合的整体开发 结合考察调研到的东京首都圈部分新城新区,可以看出不同阶段的新城新区在距东京都心距离、建设规模、主导功能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表1)。 一是新城开发建设经历了从向外蔓延到向内回归的发展历程。以2000年为节点,配合疏解政策,2000年以前主要呈向外分散化发展,2000年以后紧凑城市、核心地区更新成为主流。开发的新城新区距东京站的距离也经历了“由近及远,再由远及近”的过程。二是新城新区的功能由最早吸引居住为主的卫星城发展到以吸引就业为主的业务核城市,直至当前功能复合的小型地块整体开发成为新方向,反映了更关注城市活力的营造和职住功能的有机混合。表1 东京首都圈部分新城新区规划建设情况比较定位建设年代距东京站直线距离相关规划主导功能规划 面积规划人口当前人口新宿副都心1958年6km第一次首都圈整备基本计画行政办公、商务金融、商业、休闲娱乐、文化教育18km²——多摩田园都市居住型新城1966年22km第一次首都圈整备基本计画居住31.6km²40万(1986年)40万(1987年),60万(2016年)筑波学园都市产业型新城1970年53km第三次首都圈整备基本计画科学研究285.6km²22万(1990年)22万(2015年)幕张新都心1973年25km第三次首都圈整备基本计画商务会展、管理办公、高科技研发、文化教育5.2km²15万就业5万就业柏之叶智慧城市业务核都市2000年29km第五次首都圈整备基本计画安心、安全、可持续发展的智慧城市2.73km²1.5万就业,2.6万居住(2030)0.1万就业,0.5万居住(2015)二子玉川城市功能更新型核心2011年竣工15km第五次首都圈整备基本计画商务办公、高级公寓、商业娱乐0.12 km²——涩谷(再开发)城市功能更新型核心2009年6km第五次首都圈整备基本计画功能复合的活力城区建筑规模40万m²—— 四、支撑中心区再强化后城市的高效运转,TOD如何发挥作用?——交通和用地多层面的协同1. 高效的空间组织模式 比较东京和北京距中心30公里半径内各个圈层的居住人口和就业岗位规模(表2)可知,除了5公里范围之内居住人口密度、5-15公里就业岗位密度外,东京各个圈层的人口密度和就业岗位密度均远远高于北京。按照职住比来看,东京的就业集聚更加突出,职住空间关系十分不平衡,5公里半径范围内就业岗位密度与人口密度之比高达4.18,远高于北京同尺度的0.91。 然而,即便如此,东京的交通状况却大大好于北京,这是由于东京都内有超过2200公里里程的大容量轨道交通网络支撑其实现高密度紧凑发展,北京2015年包含区域快线的轨道交通里程为631公里。东京轨道交通网络承载量约4400万人次,是北京(饱和客运量)的4倍之多。轨道交通支撑城市高效运转又得益于其空间组织模式:若干个高密度、大规模的就业中心+轨道交通网络连接就业中心+城市人口围绕就业和交通节点来展开(图8)。表2 30公里半径范围内北京与东京各圈层规模比较(北京为2013年,东京为2014年)资料来源: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5公里半径5-15公里半径环15-30公里半径环北京旧城东京都心5区北京 五环路东京区部北京近郊新城东京近郊新城面积(km²)62.67666455114552161人口(万人)140968988185521464人口密度(万人/km²)2.221.271.351.480.380.68就业岗位(万个)128401563406220531就业岗位密度(万个/km²)2.035.30.850.740.150.25就业岗位密度/人口密度0.914.180.630.500.400.36图8 高效空间组织模式示意资料来源:杨明,杨春,2014 2. TOD开发模式的政策和机制保障 宏观的空间组织模式需要微观的交通-土地利用模式来支持,在这方面,东京的TOD开发有着更为匹配的政策和机制保障。(1)与站城一体相适应的土地政策 泡沫经济破裂以后,东京都区部轨道建设成本相对降低,城市建设转向促进交通节点再开发、促进复合型开发。随着对工厂等抑制政策的解除,诸如大学等机构回归城市,区部的商业办公、配套功能得以提升。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大规模城市开发和轨道建设。同时,由于TOD导向的开发模式能为项目带来更多的利润,交通与土地一体化开发得到更好地实现。 持有土地所有权也使轨道公司在促进沿线地块开发时更有积极性。东京的几大地铁线路开发运营公司同时持有着本条线路沿线站点周边的土地所有权,轨道公司在沿线开发建设时有主观能动性将站点周边的土地与车站更加紧密无缝衔接。比较有趣的现象是在每个运营公司的地铁中都可以看到本线路沿线的房地产广告。轨道公司从运营收益及站点周边土地价值两个角度的利益出发,都让站城一体成为可能。 图9 住友不动产围绕各站点周边的房地产广告资料来源:住友不动产(2)轨道与沿线土地相衔接的开发模式 在日本宅铁法的规定下,铁路站点周边站城一体化开发,大致分为三步(图10)。在开展前应确定铁路设施区。根据宅铁法第12条,车站周边的区域,若按照宅铁法第13条的规定开展“集约换地”,预计可置换地块总面积与计划的铁路设施区面积大致相等或者超出,那么可以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规定,划定铁路设施区。 第一步在车站周边预先获取土地。根据宅铁法13条,特定铁路运营商、地方公共团体、地方住房供应公司、土地开发公司可以对实施区内的住宅地提出换地申请。同时也需要满足地块上不存在建筑物、或者能够容易地拆除,以及与不影响他人的权利等条件。第二步即开展“集约换地”,将周边预先零散获取的土地与铁路设施区内的土地进行置换。第三步即开发建设,宅铁法第19条同时提出在开发进程中完善公共设施的要求。同时在资金保障方面,第21条允许地方公共团体通过补助、贷款等方式向铁路公司出资。 图10 根据宅铁法的三步开发模式,资料来源:日建设计(3)循序渐进的TOD开发时序 多摩都市线的多摩站、二子玉川站周边的开发,均实现了循序渐进开发。这种循序渐进的开发模式来自于市场导向的规划建设方式及私有土地的产权保障。其开发结果也促使周边地产价格复苏,创造出很多深受欢迎的住宅案例。 以东急多摩田园都市线沿线的二子玉川再开发项目为例,通过轨道站点改造、以及对旧有高尔夫球场的差异化、主题化改造,项目实现了居住、商业、办公功能的合理配置,以及与轨道交通的无缝对接。站点以东最初是游乐场,早在1909年玉川(第一)游乐场即开园、1944年闭园,1954年二子玉川园开园,1985年后关闭。1997年对车站进行了重新装修,2004年建设了柳小路美食街。2007年起站点东部地区的再开发项目正式开工,随后一边培育吸引人气,一边渐次开发建设,至2010年橡树商城、小鸟商城和塔楼居住区建成,2011年山茱萸广场、购物中心开业,2015年II-a地区办公娱乐设施建成。 图11 二子玉川项目“市镇地图”,资料来源:二子玉川RISE 图12 二子玉川再开发项目示意,资料来源:日建设计五、结语 北京仍处于功能疏解的发展阶段,规划2035年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构架基本形成,在这一阶段,东京疏解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从更长期的发展来看,应该针对“均衡与再集聚的未来”这一问题提前研究,对城市发展背景或政策变动下可能发生的“中心区再强化”,在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中,强化趋势预判,保障空间预留,做好政策预案。致谢: 团组在东京考察交流期间,东京大学城所哲夫副教授、日建设计中分毅副社长、王嘉和总经理就东京首都圈功能疏解和城市职住模式变迁、交通与土地利用相结合的规划经验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介绍,并为团组实地参观考察提供便利。通过交流学习,团组对日本东京首都圈规划建设管理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与认识,特此致谢。参考文献:1. 中分毅,王嘉和.日本首都圈规划与筑波快线建设[R].东京:日建设计,2018.2. Tetsuo Kidokoro. Transformation of the Planning Approach and Development Rights through Urban Regeneration in Tokyo[R]. Toky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20183. 日建设计.URBAN ACTIVITY[M].东京:株式会社新建筑社,2017:88-894. 杨明,杨春.北京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的变化和发展趋势研究[S].北京: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145. 住友不动产[EB/OL].http://www.sumitomo-rd-mansion.jp/shuto/ariake2/2018-08-026. Andre Sorensen. Subcentres and Satellite Cities: Tokyo’s 20th Century Experience of Planned Polycentrism[J]. International Planning Studies, 2001,6,9-327. 东急电铁二子玉川RISE.二子玉川年表[EB/OL].http://www.rise.sc.c.rv.hp.transer.com/whatsrise/history/,-/2018-07-20.8. 东京都都市整备局. 东京都市白书(2015年度版)[EB/OL]. http://www.toshiseibi.metro.tokyo.jp/topics/h28/topi002.html,2016-08-12/2018-07-11.9. 东京都都市整备局.创造东京的未来[EB/OL]. http://www.toshiseibi.metro.tokyo.jp/keikaku_chousa_singikai/grand_design.html,2018-03-26/2018-07-11.作者:王吉力,杨明,张宇,伍毅敏,游鸿 本文原载于cityif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JgcEJzylwhLZ3v8oycosAQ
【城市更新的中外理论与实践】城市更新是针对城市的物质性、功能性或社会性衰退地区,以及不适应当前或未来发展需求的建成环境进行的保护、整治、改造或拆建等行动,涉及经济社会进步、利益协调分配、空间改造提升等多维度内容,从而引发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城乡规划学等不同领域的广泛关注。伴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在全国各地的广泛开展,我国城市更新理论体系不完善、制度建设不健全、技术方法不完备等问题日益凸显,探索符合我国国情与现阶段特点并能满足不同地区发展需求的城市更新理论体系势在必行。本专题首篇文章立足“主体—资金—空间—运维”视角,尝试搭建起一个整合的城市更新理论框架,为分析比较国内外代表性城市更新理论、识别适合我国现阶需求的更新理论支撑等,提供系统化的理论认知逻辑、内容谱系和坐标参照。虽然德国是一个主要事务由各个城市决定的联邦制国家,但国家对城市更新资助、尤其是在推行福利性的城市更新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欧洲的国家机构在地方事务所起到的主导作用日渐式微,福利政策逐步削弱。德国也不免受到影响,但城市更新的社会福利性质仍然显著。第二篇文章通过回顾德国城市更新政策的发展及演变,指出近半个世纪以来,德国的“城市更新资助制度”经历了从“谨慎的城市更新”到“社会融合型城市”的政策变化,显示了强烈的社会福利特征,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产生了平衡效果。密集化被公认为一种应对有限土地和人口增长的有效存量发展方式,但也带来了多种土地利用与社会问题。第三篇文章从邻避主义(NIMBY)的概念出发,剖析引发瑞士邻避行为产生的原因及后果,并对由密集化而引发的公共利益失衡、士绅化与社会凝聚力丧失等空间正义相关问题进行展示与分析。同时,以苏黎世布鲁瑙公园住房加密更新项目中租户运动的失败案例,揭示瑞士信贷纯利润导向的私人利益与租户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以及市政部门在面对私有产权时有限的战略权利。最后,针对邻避主义与空间正义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提出规划研究者改进的方向。在欧洲,正式主体赋权政府建筑师参与或主导城市更新的做法由来已久,在不同的“国家-社会”治理平衡中,发挥了不同的辅助治理作用。第四篇文章将视野聚焦于国际影响力相对薄弱、但城市治理模式成熟且具有显著地域特点的城市更新创新实践,填补当前相关比较研究对象类型的不足。重点审视欧洲佛莱明、里加、华沙、索菲亚四地政府建筑师制度在城市更新中的作用,既关注创新性的治理做法,也关注做法根植的制度环境,最终从创新治理工具、共享公共产品和支撑多元目标三个角度,提出对我国城市更新中基层规划力量创建与优化的借鉴意义。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和全球气候变暖、城市人口集聚和高强度建设,催生了城市热岛效应等诸多生态环境问题,导致城市高温热浪灾害频发。第五篇文章从城市空间形态分区视角切入,以北京高密度低层住区为例,结合地表温度、植被覆盖等信息,分析不同城市更新模式下城市热环境的变化特征。针对不同更新模式及热环境变化提出了对应的规划策略建议,以提升城市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日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然成熟,城市从盲目向外扩张的“城市化社会”转变为注重城市产业、文化内核发展的“城市型社会”。面对今天的城市充斥着的20世纪遗留下来的大量负面问题,城市“微更新”成为21世纪社会魅力和活力塑造的重要课题。第六篇文章通过对东京都道路景观设计案例的介绍,揭示创造生活空间的活力、开放与包容是“城市型社会”的重要标志。法国是受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法国政府和民众对后疫情时代城市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未来城市更新政策的走向进行了系统的反思,这些反思中以“15分钟城市”的理念最受关注。在巴黎市的带领下,这一理念正在全法多个城市的更新项目中付诸实施。第六篇文章从概念定义、理论框架、实施路径三方面对15分钟城市理论进行了全面梳理,结合巴黎开放校园、大众文化、参与式民主、城市微更新四类实验性项目,对近年来巴黎实践以及地方政府、公共机构和企业的响应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总结,提出这一理念对当前中国城市更新的重要启示。如何留住青年人才成为城市更新面临的首要问题。青年友好视角下的老城更新是将青年赋能与城市发展相结合的一种更新模式,通过高品质的生活不断吸引高素质的人才,人才的聚集促进产业的蓬勃发展,而后产业的振兴又进一步推动区域生活质量的提升,这样的循环更新模式成为当下城市存量空间更新的有效路径。最后一篇文章通过梳理纽约布鲁克林科技三角区的更新实践案例,发现科技产业和文化创新产业的兴起、包容性住房计划的保障、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品质的提升及运营管理的实施是城市更新的关键。同时,结合我国老城更新建设现状,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相关城市更新实施策略。特别感谢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更新学会副秘书长唐燕女士对本专题的贡献!